很多人对“示敌以弱”颇为不屑，但他们恐怕不知道，“示敌以弱”才是随时准备动手的表现。正如同后世很多人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迫不得已与李建成、李元吉爆发的一场突然冲突，却不知道他们以为的“双方势均力敌”，其实是李世民当皇帝之后故意伪造出来的。
从全国精锐到关中精锐，再到长安城驻军，全在他李世民手里，朝中名将也全是他李世民的人，甚至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渊和几位宰相就已经被尉迟恭“请”到湖中“泛舟”了……你说这情况是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李元吉联盟势均力敌？
那为何李世民非要让后人觉得他是被迫的、他的力量和他的兄弟也就半斤八两呢？因为李世民聪明啊！他知道舆论总是下意识偏向弱者，下意识偏向“无过错方”，所以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强，看起来是被对方逼到了墙角……所以中印的事，还需要说得更直白吗？
正是因为你强，所以你才必须再三“退让”，因为只有这样，你最终的“忍无可忍”才会显得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激起全天下的声讨。
这时候或许还会有人说：只要我够强大，天下罪我又何妨？我一力降十会，谁反对我，我就揍谁。
是，你可以这样做，但作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你要把大量的力量用于无意义的消耗。就如同拿破仑的法国一样，前期一路赢赢赢，直到耗光国力，一把输个干净。而与此同时，你的对手英国已经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牢牢占据了首位，将打成一锅粥的欧洲大陆抛远远在身后。
当然，除了“广土、巨族、同心”三个基础条件之外，国家的治理能力也至关重要。前三者好比硬件，后者好比软件。不过，后者的运行也有赖于前者的支撑，好比你拿一款3A大作去初代PC上运行，别说跑起来了，装都装不下，那还玩个屁。
总之，高务实的目的很简单：中国不是因为农业时代过于先进，而且人口太过充足，导致没有工业化的需求么？那我就来打造一个南疆来扮演中间商，让你早些与“国际接轨”，让“国际需求”来刺激你发展转型。
而我，我即使将来身在南疆，即使把子孙后代都留在南疆，也依然是中华苗裔，依然是为中华之兴盛而努力。
既然如此，朝臣们如此依赖他高务实一个人就是他不可接受的，必须要有所改变。
他先请陈矩去问皇帝的态度，结果不出所料，皇帝表示“卿可自决”。于是，他马上召开了大小九卿会议，要求共议。
大小九卿会议是大明朝商议要务时按例可以召开的——尽管以往多数时候是为了廷推阁臣，现在召开却也合情合理。
会议上，高务实一改往日风格，既不是最先发言来“定调”，也不是最后发言作“总结”，而是不断的引导与会诸大臣思考大明需要一个怎样的漠南。
换句话说，高务实在引导他们用更加理智的方式，思考大明朝的国家态势。
比如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现阶段大明是否需要继续维持土默特的“自治领”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高务实就要首先引导他们了解，自己过去默许土默特“名为藩篱，实则自治”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呢？为了在有效降低统治成本的前提下，还能获取大明想要的收益。
他这么说的时候，与会诸大臣几乎都有点懵圈——啊？难道不是因为土默特一直保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直接强压他们臣服有点不划算吗？
于是高务实就向他们详细分析，大明要压服土默特并不困难，甚至如果愿意无耻一点，设个局让土默特当场改旗易帜是非常容易的。
高务实做了个假设：援朝抗倭之时，因为是他亲自带兵出征，他完全有理由、有威望让土默特调集国中精锐随他出征——土默特拥兵十万，核心精锐超过四万，而他有把握让土默特随征超过七万人。
这就意味着，他能一下子将丰州滩几乎抽空，最多能留下一万左右人马守护顺义王王庭。而此时，大同、宣抚两镇抛开调往朝鲜作战的部分军队之外，总计至少超过十五万可战之兵，其中骑兵依旧接近三万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这三万精锐骑兵趁土默特不备(土默特对大明“不备”已经很多年了)，一举端掉归化城，生擒王庭高层有什么难度吗？没有难度，几乎是手拿把掐的事。
那么下一步，逼这些高层宣布内附，自然也是顺理成章——只要朝廷答应保护他们现有的财产和权力，那么人在屋檐下，就由不得他们不低头。
诸大臣面面相觑，那模样仿佛在眼神交流：“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于是大伙儿再看高务实的时候，眼神就有点意思了，好像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为啥没做呢？
因为不划算。
高务实于是开始给他们算账。土默特对内的统治是蒙古式的，某种程度来说算是“放养”，行政成本异常低廉。但是如果换成大明直辖，那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你总要建衙门吧？要落实户籍吧？要统计牛羊吧？要明确税额吧？要确定军役吧？要拨付军饷吧？要提供军械吧？……一直到要抗灾救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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