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头已经对他有所夸赞，若是这一年持续这样下去，这附近的部落不会有缺粮的风险……这几年干旱，草原上日子也不很好过，若不是大明这样贸易贴补，大家早就挥刀进关来打草谷了。
只是这事还只是开局，那个长相还过的去的汉人小子是不是真有那本事，也还得看看再说。
银锭也不多说，学汉人的样子拱了拱手，打马自去了。
他故意不提金莲的事，也是害怕张瀚会提起，那汉女长的白白胖胖，脸似银盘，银锭一见就惊为天人，犹其一双小脚，更是叫银锭把玩不已。
草原上当然也有些汉女，有自己跑来的，也有拐卖来的，当然当年和明国打仗时抢的最多，这些妇人几乎全是下层百姓家的，多是粗手大脚，似金莲这般情趣的那是绝无仅有。
银锭知道汉人互赠姬妾是常有的事，但现在和张瀚的合作才开始，交情不深，他不大好意思提起，况且银锭认为金莲这般绝色的，张瀚定然是爱如珍宝，这一次合作，张瀚居然将这般宠妾送给自己做人质，可想而知诚意也是十足。
……
银锭走后，各人再押车返回，这一阵子运粮，附近的几个店的车马都调了回来，加上主店这里留用的，临时又租了几十挂，这才勉强够用。
各人的兴头都很高，只有张瀚紧皱眉头……他在想以后搞粮食的事情。
后人一听说运粮几十石，几百石，都浑然不当回事，殊不知道，从陕西关中运粮到陕北，在明初到明朝中期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某县有运粮五千石到延绥镇的任务，这五千石就是六十万斤，需要骡马和人力极多，路上还需有大量耗费，官道破烂，还有很多山道，小道，河流截断道路的情形，以后世几辆大货车就轻松做了的事，在这个时代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现在的问题是粮价上涨，这个不怕，将来草原上需求量大，怎么涨也不害怕。
张瀚现在的生意立足点其实就是在运输上，帐局也是建立在银钱和货物的互相流通之上，如果运输上头更进一步，拥有逆天般强悍的运输物流业，那么在山西河北陕西各地的粮食如流水般运动起来，不仅和裕升不会有缺粮的危机，就算将来有那种人相食的大灾出现时，如果能及时调粮到各处，其实也不会有大股的流民演化为流寇，最终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但张瀚不会这么做，前者是自己的事，后者是朝廷的事。
穿越到明朝越久，他就感觉这个王朝有病，不仅有病，而且还病的不轻。
赋税，户籍，商籍，市籍，贸易的管理，官员和地方管理，律法，一条鞭法，胥吏，卫所官兵，每一处都在生病，病因不明，病理却是十分明显。
再到上层，官员们只顾和皇帝扯皮，互相狗斗，皇帝赌气不理政，张瀚看过邸抄，万历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首辅方从哲连续多次上疏，请赈灾，补充朝官等诸多紧要之事，万历皆不报，压根不理。
很多后人说万历不理政照样掌握国政，大明民间还在良性发展，那就是完全的胡扯。
南方北方情形不同，南方因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农工商的发展不能完全代表北方，万历的怠政给北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北方更需要朝廷协调救灾，更需要官员们修水利，需要减免赋税，需要修路，需要调集粮食区的粮食补充灾区，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往恶性的一面发展，一切到崇祯年间终结。
下到胥吏贪污舞弊，官员对民间苦难的漠视，上到官员们只顾在道德层面和皇帝扯皮，而对国家的改革毫无思路和建树，最胆大的改革者是张居正，但他的条鞭法和各种措施仍然是在框架内的修修补补。
明朝的律法从立国到至今没有改变过，皇帝和官员们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式，而朱元璋规定的一切还是建立在二百多年前的基础上，这二百多年，“祖制”已经成了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宋律就不停的完善和发展，并且和唐律一样，分为多种格式，对工商的管理和促进，利用工商外贸兴盛带来的财富，在这方面，宋朝甩了大明一百条街。
地方庶政交给那些把政治当生意的浙江师爷，无论皇帝怠政或是廷仗官员试图建立权威，整个社会机构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现实，理学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心学渐渐走向玄而又玄，解决不了问题不说，反而成为官员没有道德品格的护身符，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要调整社会关系，视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但大明的法统已经失去了这种作用甚至是意愿，在传统的农业部份，用苛政和重刑将农民继续绑在田亩上，士大夫们则趴在农民身上吮血，新的工商业，金融业，外贸业游离于体系之外，体系既没有管理这些新兴产业的意愿和能力，也并不试图将这些新兴业获得的好处纳入体系之中，然后贡献给帝国，这样就走向一个死结，一方面是北方的凋敝和困苦，一方面是南方民间的富饶和舒适，而商人们越来越富，对商人的限制和削弱都不是在体系内的法律层面上，也不会转化为大明朝廷的财富，好处都被权贵阶层和商人们瓜分了，最终朝廷越来越穷，和北方的残破相得益彰，最终朝廷财政破产，北方混乱，女真人摘了桃子，然后将南方的财富和商人权贵阶层加上士林一起铲平，大家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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