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意见统一了，袁书兵进行了拍板：“既然大家都没意见，我们就先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拾花劳动竞赛，第一期拾花劳动竞赛结束后，我们再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错的话，我们再开展第二次三秋拾花劳动竞赛。会议结束后，请会计何桂华根据往年的拾花奖励办法，尽快拿出奖罚方案给支委们讨论后，上报给场工会进行审批。待批复下来后，冯英要把拾花劳动竞赛写在花场的黑板上。另外，除了钟副场长每天下午在花场维护职工返工秩序外，其他人都到地里去督促一下，把劳动竞赛办法宣传到位，鼓励承包职工们自己想办法，不能让他们一直等待单位寻找劳动力去帮他们拾花！”
袁书兵说完后，季阿龙照例又把每个干部业务和关联人员要去的地号进行了安排。
五一农场周边有几个维吾尔族乡镇的村庄。这几年，每到三秋拾花季节里，村民们都要走出家门，来到一分场，加入到采棉大军的行列。他们在为自己增加收入，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解决了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分场在维吾尔拾花工到来之前，就腾出房间、打好馕坑供他们使用。
维吾尔族不仅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更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即使在采摘棉花的时候，他们也不忘高唱两句，那优美的歌声从白色“海洋”里飘进人们的耳朵里，给一望无际的棉海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三秋拾花时期，各单位的棉花场是最热闹的地方。下午两三点钟，不用广播督促，大家都自发地来到这里，对头天下午和当天上午拾回来的棉花进行返工，待棉检员验收合格了，经过会计或出纳人员过秤后，再统一堆放到大垛上。如果当天不能返完工，积压在场地上就不好办了。因为各植棉单位的棉花场就那么大一块地方，拾回来的棉花一旦积压在场地上，容易造成场地紧张。同时堆放的时间越长，水份流失也越多，棉花也会发黄甚至发乌。对职工而言，棉花水份过度流失，就意味着产量减少收入降低；对单位而言，不仅产量减少了，品质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许多承包户自己顾不上返花，也要请人及时将棉花返好工后上大垛。有些职工实在忙不过来，就请拾花的维吾尔族青年帮助返工。这些维吾尔族青年一边返工一边欢快地唱着民歌，唱到高兴处，他们有时还在返花场上跳起舞来，惹得汉族职工一边返花一边鼓掌起来。
正在配合冯英将职工拾花成绩书写到黑板上的钟海涛，也被维吾尔族青年激昂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所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将手中成绩表交给冯英，然后欣赏着维吾尔族青年优美的舞姿。看着看着，钟海涛突然灵感一动：为什么不能把维吾尔族青年组织起来，让他们一起参加一分场的拾花劳动竞赛呢？
有了这个想法，钟海涛及时向季阿龙和袁书兵提出来。
钟海涛的想法和建议立即得到两位主要领导的赞同，也得到维吾尔族拾花工们的积极响应。于是，一场以维、汉民族两个民族的拾花劳动竞赛在一分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二十岁的维吾尔族姑娘卡里莫依和十八岁的弟弟多尔坤听到一分场要开展“三秋”拾花劳动竞赛后，晚上回到住所里，姐弟俩争吵起来，一个要拿第一，一个要拿冠军，因为姐弟俩的拾花工效都是比较高的。同来拾花的老乡们看到姐弟俩争执不下，都笑起来：“你们两个光耍嘴巴皮子有啥用呢，用行动证明用拾花成绩证明不就行了吗？”
“对，我们用行动看看谁能拿第一。”姐姐卡里莫依说。
“看就看。”弟弟多尔坤也不甘示弱。
说干就干。每天清晨，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的时候，姐姐卡里莫依已经下地了；弟弟多尔坤也不甘落后，当红红的晚霞早已被夜幕掩盖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一分场。遇到有月光的晚上，姐弟俩都要干到夜里一点多钟才肯回去休息。
国庆节的这天晚上，大伙儿早早回家过节了。多尔坤回到一分场驻地做好了饭后，左等右盼也不见姐姐回来吃晚饭。直到夜里十二点多时，卡里莫依才回到一分场。多尔坤直呼上当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多尔坤顾不上吃早饭就下地去了，他要将昨天的“损失”补回来。
就这样，在短短半个月里，卡里莫依和多尔坤姐弟俩一个拾花一千六百多公斤，一个拾花一千五百多公斤，分别居维吾尔族青年拾花一二名，两人双双被一分场授予“拾花能手”称号。当晚，钟海涛把维、汉两个民族的青年组织起来，进行联欢活动。大家欢快地跳起舞蹈，共同庆贺卡里莫依和多尔坤取得拾花好成绩。
塔里木盆地的秋天更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硕果累累的秋色里透着丰收的喜悦；金叶满树的景色中更加宜人的爽气；瓜果飘香的果园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硕大的苹果挂满了枝头，甜甜的笑容把脸都涨红了。红枣更是乐得开了花，以至于撑破了衣裳，露出了白白的肚皮。石榴也是笑得合不拢嘴，露出一排排整齐晶莹的牙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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