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着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支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小说。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发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马盟书，其实，张晗先生也写。
作为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侯马盟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张晗先生也受邀参加这一次的成立大会。
而他的文章《侯马盟书丛考续》，则是对《侯马盟书》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补充。
因为高铭先生的关系，来之前，苏亦就大量阅读侯马盟书的资料，其中《侯马盟书》也没啥翻。
看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做了关于侯马盟书的学术报告，他当然不会落下。
两场报告听下来，收获满满。
此外，他也很关注李学勤先生的报告。跟大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青铜铭文《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这里面的“训匜”是一个西周青铜器（因为铭文考释各有不同，这个青铜器名称也多种多样。）。
青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一名贵族“训”与其“牧牛”(负责养牛的家奴)对簿公堂的事，具体诉因已不可知，但最终结果，是西周官员认定牧牛有错，继续责罚他。
这个青铜铭文，也被称为“青铜法典”，而这个案件，也被称为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个人民事诉讼案件。
因此，它的铭文，也成了众多法律史专家的研究史料。
原文其实挺长的，一共有一百五十七个字。
“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才丰上宫。白扬父廼成?，曰:“牧牛!徂乃可湛。女敢以乃师讼。女上任先誓。今女亦既又御誓，专、格、啬、睦、训造。亦兹五夫，亦既御乃誓，女亦既从辞从誓。弋可，我义鞭女千，幭剭女。今我赦女，义鞭汝千，幭剭女。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锊。”
白扬父廼或吏牧牛誓日:“自今余敢夒乃小大事。”
“乃师或女告，则致乃鞭千，幭剭。”牧牛则誓。乃以告吏邦，吏曶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训用乍旅盉。”
（铭文因为输入法的关系，只能做参考，不全对。）
翻译过来就是：
西周某年一天，一个叫牧牛的人为争5个奴隶状告他的上司训。判官伯扬父认为牧牛以下犯上，需要鞭打他1000下，并在脸上刺字施以墨刑，但最终改判鞭打牧牛500下，罚铜三百锊[lu?e?]，不再施墨刑，并让牧牛当场立誓永不再告。牧牛起了誓，挨了打，受了罚，在有关官吏的参与下了结此案。训打赢了这场官司，得到了铜，为彰显胜诉，便用此铜铸造了这个匜。
再简洁一点就是：
牧牛有罪。
所谓大赦，就是从打一千下变成五百下。
剩下的刑罚变成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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