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说，收粮这一件事，寻常收粮，不管是十税一还是二十税一，都不难。可今次是要把所有粮食全收上来，然后再统一分配，这对百姓来讲是头一遭，必然遭到猜疑和抵制。猜疑和抵制既生，百姓们会使尽手段把粮食藏起来，想在手里留下一些。故，若收粮，该是设法把每处村落的百姓连人带粮全都拉到巨鹿来，同时再以搬迁他处的说辞，绝了百姓私藏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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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百姓连人带粮食一块迁到巨鹿，粮食统一汇总，人力统一归纳，口粮再统一分配，分配完粮食，再按旧方法按各地田亩的多少往各地分配对等的屯田人力。
收粮和分配倒还不算太难，义军颇得人心，按需分配的政策一出来，虽难免有抗拒，但百姓大抵会配合。
可到集体生产这一点，这已不是有人心就可以轻易实行的。
集体化，俗称大锅饭，吃大锅饭的前提是什么？毫无疑问，吃大锅饭的前提，得有一个大锅啊。
想到了锅，李孟羲不由皱眉，铁锅堪称神器，造铁锅有锻造铸造两法，锻造太贵，且锻造不了太大的锅，而铸造的话，得焦炭，没有焦炭就化不了铁水，就没办法铸造巨型铁锅。
缺焦炭，也不知何处有，还是得到洛阳去找。
等有了大的铁锅，吃大锅饭的基础就有了。
每一屯田点，每日动工，留老弱二人负责烧火做饭，再留老弱几人干些割草喂鸡喂猪拾柴的活儿，然后，青壮劳力下田耕作，每人分以地块，干完有公分，再按公分换取粮食乃至布匹乃至一切生活所需。
李孟羲回忆着后世大锅饭制度所产生的种种问题。第一个问题，集体化之后，吃喝不要钱，全在一锅里捞食，结果就造成，虽然公家的粮食属于大家的，可又不独属于个人，这就造成，人们吃喝起来根本不带心疼的，所有人都想让粥越多越好，馒头越大越好。
结果就是，在生产力本就不发达，粮食本就不够吃的时候，过于放纵吃喝，粮食根本支应不了。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想要避免什么东西灭绝，就把他变成私有的】。
老虎消失了，因为他不是私有的，而马匹是私有的，所以人们会保护马匹。
宋与明，两个封建王朝马政极其失败，宋代与明代的马政之所以失败，根源相同，这两个朝代，为了得到战马，以行政手段将战马变为公有，宋代，政府强摊马匹交给农民饲养，明代，政府强把马匹交给军户饲养，结果就导致，农民养不是自己的马，根本不会用心，且会想方设法把马折磨死。
而假设宋明两代用私有模式求马，官府以经济交易模式向民间买马，那利益驱动之下，若是有利可图，百姓们肯定会想法设法养马想方设法把马养好。
公有制的老虎灭绝了，驴子是私有的，所以驴子一直繁衍。
公有的资源，会最终消失。
公有的粮食，也会被百姓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吃个干净。
所以，吃大锅饭第一点要做的，是要一开始就严格规定每日每人的口粮数量，以防止吃喝不节制。
大锅饭第二个问题，分配问题。
一堆人一口锅里吃饭，谁多了一口谁少了一口都将造成矛盾。
而解决分配不公，李孟羲倒有方法。方法是，令做粥的人，最后一个盛粥。
如此，做粥的人肯定会想法设法让每一碗粥都一样，让每一个馍馍都大小相同。分配公允，也不难。
在后世，集体化生产最严重的问题是，到了后期，人们发现干多干少吃的都一个样，于是乎，没人肯再下力了，都偷懒。
作为一个后来人，以事后者的目光来看，李孟羲觉得，导致人心懈怠的根源可能在于，根源在集体化的程度太高了。
简单来说，假设一个村中，有一百劳力，有一千亩地。
集体生产方法一，这一百劳力，负责干所有一千亩田，然后一千亩田的总产出，算作这一百劳力的总产出，产出平均分配这一百人。
这样的话，会造成个人努力跟自己收获的关联太小。
另一种集体生产的方式，村中一百劳力，分五组，每组二十人。
然后，每组的田地的产出，归每组自己。这跟上边的大集体模式有何不同？不同在，这个小集体模式，个人努力跟个人收获关联大的多。
于二十人的小集体生产中，假设这一组人，假设有十个懒惰，剩下的十个人会有可能也撂挑子不干，但也有可能会嘴里骂骂咧咧的同时更下力的去干。
这是因为，在小集体模式中，个人努力对集体生产影响大，在此模式中，哪怕别人不干，自己下力去干，虽然吃亏，但最终产出多了，落到自己头上的粮食也的也会多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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