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笑得不轻。
当然，真以为两位老先生，关系不融洽，那就错了。
两位老先生关系很好，都认识五六十年了，商老话多，容老寡言。当商老说到容老不爱听的话时，两人就会抬起杠来。只不过，这位老先生都在中大，都研究古文字，学术渊源一脉相承，圈子大部分重叠，甚至工作单位都是一样，而且还共同收了不少二代弟子，特别是到了晚年，容、商二老一住楼上，一住楼下，形同一家。
偶尔有所争执，也是在所难免。
这一次，没能在大会上遇见两位老先生，苏亦还挺遗憾的。
心想着，到时候暑假回广州，找个机会去拜访两位老前辈。
这一次，他也认识了中大曾宪通他们几位青年教师，以后去中大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
这一次过来蹭学术会议，果然，跟好多前辈混个脸熟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自己去找上门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机缘，羡慕不来。
在曾宪通看来，苏亦跟商承祚先生很像，那是因为商老是他的老师，习惯性从古文字方面出发。
而张忠培先生，对于苏亦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我倒是觉得你跟梁思永先生挺像的，都是新会人，都一样的天资聪慧，也希望以后你学有所成，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
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从考古学术背景去看待苏亦了。
在老一辈考古学者之中，也确实只有梁思永先生的这样的前辈才能够被称为少年英才了。
苏亦哪里敢跟梁思永先生自比。
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张先生对梁思成先生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
他晚年，曾经做过考学学术史分期，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安特生就不说了，中国考古学正式成立就是因为他。
张先生把梁思永他还有苏秉琦先生相提并论，足以见得他对梁先生的推崇。
说着，张先生进而开始谈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梁思永先生贡献自然很多。
比如他发掘的昂昂溪遗址，就是中国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
之所以强调中国学者，那是因为早在昂昂溪遗址之前，东北地区就已经有沙锅屯以及貔子窝两处遗址被发掘，不过这都是外国人进行的发掘跟中国学者无关。
因此，梁思永先生依旧是中国在东北考古的第一人，这点无容置疑。
实际上，梁思永的重要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非要概括的话，有三个方面。
（1）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着。
（2）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五福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其中之一的地层学就是从这里开始运用的。这才是昂昂溪遗址发掘在学术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这样一个在考古学术史上具有丰碑式的人物，苏亦凭啥跟人家比较？
他拿什么可以比较？
就算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他也不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对方是先驱，是开拓者，他最多算是继承者。
张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对比，完全就是因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会人，以此来勉励他吧。
不过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较。
苏亦还是很高兴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来，自己要是不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那也太丢脸了，都没脸面对新会父老了。
当然，苏亦终究是小辈，他虽然是话题人物，却不能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中心。
师长们，也有他们的话题要聊。
比如，高铭跟张忠培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他们大学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张先生读研几年时间，恰好高铭先生留校，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又因为当年研究生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因此，那些年，他们可以说是北大田野发掘的主力军。
如此一样，肯定就绕不开张先生在华县队的工作经历的。
甚至，1958年，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是高铭、杨建芳、张忠培，三人参与的。当时，高铭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带学生参与田野实习，杨建芳跟张忠培两位先生都在读研，也一起带队主持发掘工作。
毕竟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位先生回忆起来的时候，肯定充满感触。
苏亦很自然就把话题带到这个方面来，一方面，他是要分散火力，减少师长们队他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对当年的发掘经历也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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