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的发掘，发掘一次就少一次，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前辈们发掘完毕，作为晚辈只剩下学习的份了，想要重新参与，基本上不可能。
只能通过论文或者发掘报告去窥探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除了泉护村遗址，还有元君庙墓地遗址，不过高铭先生中途就撤出，只是参与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后面的元君庙墓地发掘，并没有参与。
因此，张先生就是发掘的主要领头雁，当年的发掘经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说到这次发掘经历，张先生也兴奋不已。
“1958年12月，在9月开始的泉护村、元君庙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我们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再度进行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等地进行了试掘。然后第二年4月，我们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上述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
说到这里，张先生感慨，“后来因为老官台遗址出成果了，开始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关于发掘资料，我们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对两次发掘做出泉护村遗存初稿； 1960年底至 1961年初，杨建芳跟我又写出二稿。 197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可惜，发掘报告的出版，依旧遥遥无期。”
听到这里，苏亦有些好奇发问，“听说，张先生当时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没有这回事啊。”
瞬间，张先生露出了回忆的神情，然后点了点头，“确实不容易，华县元君庙遗址，当时恰好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于是，在1959年，我就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当时，是套用了马克思理论，以论带史，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当时，我把这论文拿给苏先生看的时候，还特别得意，结果，老师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表情，直接让我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当时，我的心宛如浇下了一盆凉水。此后，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来，我请示苏先生真的分不出来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苏先生当即沉下脸，让我继续分期研究。”
“当时，望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我五味杂陈。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执着啊，对于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只要是万一分出期来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搞明白古人的机会了，而这个真相本应该我来发现的。”
“那一次，我三天两夜几乎不眠不睡，终于完成了墓地的分期，而且，也没有用一座房屋或者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了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因此，《元君庙仰韶墓地》也获得先生认可，甚至，还被他成为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言及于此。
张先生的表情充满自豪。
故事说完，张先生就忍不住开始拿出香烟开始给各位先生散烟，而且抽的还是“迎春”，这可是好烟，一般人也舍不得抽，甚至，他还习惯性地朝着苏亦递烟，这一举动，让苏亦哭笑不得，连忙摆手，倒是很乖巧地没拿起火柴盒开始帮各位先生点烟。
一时之间，休息室内，烟雾缭绕。
苏亦见状，也觉得好笑。
这年头，可不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甚至苏亦听说早些年飞机都可以抽烟呢。
不愧是湖南的大佬，一口湖南乡音就算了，还喜欢抽烟，很有伟人的风格。
不过，烟瘾大的，也不止张先生。
俞伟朝先生烟瘾也很大。
苏亦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买烟要烟票。俞先生很爱吸烟，烟票总不够用，于是求助于张先生。他便也逐渐吸起烟来，加之工作劳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烟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凶，从一天几根、一包到一包半。
甚至，后来《元君庙仰韶墓地》出版了，到手的稿费是人民币960元，当时看是很多的。可是为了写报告，他买烟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他吸的烟都不是什么好烟，最好的，是待客时才抽的。
一抽烟以后，张先生的话题就刹不住了，说起以前的经历越发兴起。
估计，吉大的青年教师没少听他的故事，都开始学会当捧哏。
因此，面对苏亦这个新的听众，张先生讲得越发有激情。
甚至到最后，他充满豪气地表示，“元君庙，全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开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种模式。既没有洋教条，也没有中教条，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这么艰难之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呀?”
这话说得真霸气。
听起来也很带劲。
甚至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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